也許有人會認為，所有這些規劃，難道不都是為了把撫川建設的更好嘛？

對，沒錯，確實如此。可問題在于，我們的經濟真的會越來越好嗎？如果大環境不好，引發經濟滑坡，那投入了那么多錢，政府拿什么來堵這個大窟窿呢？

管理一座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，僅僅憑著要把城市建設更好的初衷肯定是不夠的，更多的時候，需要的是理性的思考，一切政令必須建立在尊重經濟發展規律的前提之下，并在一個合理的框架之內有計劃按步驟的實施。

而讓林海感到脊背發涼的是，李慧從來就不缺少理性思考和科學認知，事實上，在關于城市的發展規劃方面，她往往有著超乎尋常的理性判斷和預見性，并善于在實施的過程中發現問題，并及時糾錯止損。

在二人的交往中，李慧不止一次的針對城市管理和發展問題與林海進行過深入的探討。盡管林海在執政經驗方面略顯稚嫩，但好歹是學經濟出身，在這方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，并且想法也挺多。

林海在大學期間的宏觀經濟學老師，是一位國內知名學者，對宏觀經濟學的造詣頗深，擅長通過橫向和縱向比對，對經濟發展做出精準預判。林海的大學畢業論文，就是通過對東亞近鄰日本的經濟發展進行分析研究，預測未來國內經濟形勢的走向。

李慧并沒有像很多官員那樣，對這些紙上談兵的東西嗤之以鼻，她在聽了林海的觀點之后，特意抽時間跑了趟省城大學，專程拜訪了這位學者，兩人促膝長談了整整一個下午，回來之后，李慧非常感慨的說，日本經濟三十年前所有踩過的雷，我們現在都又重新踩了一次，如此慘痛的經驗教訓，我們的很多領導干部卻視而不見，實在是令人無語啊。

所有這些都表明，李慧雖然是個唯經濟論者，但她并不狂熱的追求經濟指標，而是更愿意通過科學手段，讓城市經濟在健康的軌道上發展。

不過，在東遼執政的后半段，她其實就已經逐漸開始偏離軌道了。當然，她對此有比較合理的解釋。

東遼太窮了，財政空虛到連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，面對如此困境，按部就班的發展，肯定是不趕趟的，必須要敢于大步跨越，否則，與前面的距離只能越來越遠。

盡管在很多問題上，林海并不贊同李慧的做法，但他理解李慧的難處。

管理城市和坐在辦公室里搞學術研究，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，脫離理論的指導是很危險的，但把理論生搬硬套到實際工作中更危險。

所以，在東遼的那段日子，林海對李慧的決定還是基本持擁護的，當然，這里面也包含個人情感因素和他對自已能力欠缺的認識。

然而，經過這大半年的磨礪，林海在不知不覺中成熟了許多，尤其在與李光旭和于振清這樣的經濟高手深入接觸之后，讓他對如何掌控城市經濟的發展規律有了更深度的理解。

千萬不要以為李光旭只精于權謀之術，實際上，他掌控撫川十多年，讓一個GDP排名靠后的城市一躍成為全省第一，甚至把占盡天時地利的省城都遠遠的甩開了兩個身位，如此強悍的領導干部，怎么可能不懂經濟呢？

就拿李慧規劃中的地鐵一號線和二號線來說吧，早在五年前，市里的規劃部門就提出過修建地鐵的計劃，理由自然是提升城市形象，打造現代化中心都市之類冠冕堂皇的說辭，極具煽動性，但提案到了李光旭那兒，連看都沒看，就直接被否掉了。

李光旭給出的理由簡單粗暴。

撫川的交通擁堵狀況和市民出行便利程度，完全不需要用修建地鐵來緩解，有修地鐵的那成百上千億，拿出十分之一，建設幾座大型立交橋，就可以基本解決！撫川人口現在才四百多萬，什么時候增加到七百萬以上，再研究也來得及。

反對者則指出，按照目前的城市化進程，未來十年之內，撫川的城鎮人口很可能突破八百萬。

李光旭則冷笑一聲，淡淡的說，撫川的人口永遠不會突破八百萬，十年之后的撫川，能保持今天的人口規模就已經燒高香了。

后來，林海和于振清聊到這件事的時候，連于振清也很佩服，說李光旭的眼光獨到，在全國都在瘋狂享受人口紅利之際，他就已經預見到了這場盛宴即將結束，經濟的寒冰期很快就要到來。

事實最終證明了，沒用十年，八年之后，2021年，撫川的人口就開始出現負增長，在幾年之后，人口水平甚至下降到2013年以下。

跟著如此高人，林海的進步自然是跨越式的，可以這樣說，今天的他，無論是政治素質還是執政理念，已經遠超同齡人，甚至比起那些政壇老手，也絲毫不遑多讓了。

看著手中這份氣勢恢宏的發展規劃綱要，他的心情有些沉重，想說幾句，可又不知道該如何開口，思忖再三，還是勉強抑制住了那份沖動。

又往后翻了下，發現除了規劃綱要之外，還有一份深化體制改革的方案，當然，也是討論稿。

相比那份近乎瘋狂的規劃綱要，體制改革方案則顯得有些沉重。字里行間盡是各種指標管理的要求和規定，末位淘汰和績效考核，更是嚴苛到了冷酷的程度，看得出來，李慧是要通過強有力的手段，把整個撫川的職能部門改造成一臺精準運行且不知疲倦的機器，將她的所有命令和主張，迅速徹底的貫徹到全市每一個角落，任何懶惰和推諉，都將受到嚴厲的懲處。

嚴格管理，提高辦公效率，當然無可厚非，而用如此嚴苛的指標和數據來作為評判的標準，看似非常科學，其實卻往往存在很多弊端。

政府工作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了，很難用一個固定的指標去衡量干部的水平。

把破案率的指標卡得非常死，往往會導致公安機關在偵辦過程中急于求成，個別人員為了完成任務，只能通過假案錯案來應付。

各區市縣的經濟發展指標也是如此，為了完成增幅，只能虛報瞞報。

就連辦事大廳的服務滿意度也一樣，工作人員會以各種手段去制造虛假數據。

所有這些，不勝枚舉，而懲處的手段過于嚴厲，除了引發干部隊伍的不穩定之外，還會帶來很多難以預見的風險。

亂世用重典，確實是古訓之一，但今天的撫川絕非亂世，而是盛世下的撫川，政通人和，百業興旺，李慧此舉，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了，究其原因，無非是因為那個宏大的發展規劃罷了。